政與學:儒家士人傳統的兩個緯度

儒家士人傳統,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出仕為政來踐行儒士所信仰的至 善政治理念,二是為學正身來不斷修養道德,昌明端正教化與是非。可以說,為 政與為學,是儒家士人踐行其「仁」道價值理念的根本途徑與形式上的保證。

儒士從政傳統:衡於仕與隱之間的從道不從君、用行舍藏眾所周知,儒家一貫秉持的觀念是士人應當出仕為官,為實現善政治世做出 努力與實踐。事實上,儒家倡導士人參與政治,其最根本的原因仍然要歸結於其所信仰的 「道」。儒士以「仁」道自任,對於道的追求才是其貫徹一生的價值準則。儒家 認為,將真正的道應用於政治治理領域,必然是能夠實現善政,因此,在面對 「苛政猛於虎」的現實政治時,出仕也成了儒士「當仁不讓」的表現;同時,國 家的政治治理離不開人才的參與,士人通過學習知識與技能,也正好可以滿足社 會的需求。

故,儒士之於為政,實際上是一種樂政修德的態度。然而在這一過程 中,真正的問題在於,封建王朝的家天下的體制中,國家為統治者的一己之私, 其所需要的政治人才,本意在於協助統治者穩固自己的權力,即用賢的目的在於 為私,其目的在於,維持私權的長久統治,根本上謀取的是少數人的利益需求。 而對於以道自任的儒家士人來說,天下公益與百姓安居才是其關心的重點所在, 濟世安民不僅是儒士做官的目標,士人也清楚地認識到民眾對於政治的重要性所 在。

在入仕從政的問題上,儒家採取的一種典型態度,是士人君子「窮達以時」。 士人投身於政治,想要踐行大道有所作為,在君主政治體制下,能否得到重用以 施展其抱負,並非憑自身的才能、努力與道德修為即可,重要的在於遇不遇。

儒家有關士人出仕的觀念,宄其根本,儒士將「道」的理想性置於實際政治 之前,即「道」高於政治,為士人的頭等要義,「道」統領萬物,即使是現實社 會中擁有至上權威的君主,也應遵從「道」的準則,這即是「道」的至上性所在。 然而,現實卻是,擁有政治權力的統治階層卻並不這麼想,權力本身的排他性及 其所帶來的支配力量,不會遵從儒士所遵從的「道」的原則,其所有政治行為的 最終目的無外乎利益的爭奪與擴大。

儒士要做官來安邦濟世、行大道於天下,君 王要選官維護自身的權勢,將國家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於是,「道」與「勢」 之間產生了一種奇特的關係,實現良好的治理是國家和人民所需要的,這既是 「道」的內在必然要求,亦是「勢」作為維持統治的手段所應追求的目的,利益 分配則是分歧所在,遵「道」者欲將之公於天下,有「勢」者則想據之為私, 「道」與「勢」之間既存在合力也存在張力,現實的政治情況決定,士人踐行 「道」於天下則不得不藉助「勢」的力量。

而「勢」的擁有者要維持統治則不得 不藉助「道」來安定人心,二者不得相離;士人想要「勢」遵從「道」奉天下為 公,「勢」的擁有者則以己為尊只想利用「道」來維護自身的利益與統治,二者 又不可調和。這就使得,士人在出仕問題上實際處於一種抉擇狀態,「以道自任」 使得士人對於做官問題的態度並非是唯一性的,能仕則仕,不能則隱。非仕則隱 或非隱則仕於是成為了儒家士人從政的基本傳統。

即使是孔子與孟子這樣的儒家大師,在入仕為政生涯中也是屢屢碰壁、不受 重用,這麼看來,儒家有關士人參政救世的主張,別說踐行了,有時連傳播都是 問題。當然,孔子執著於「道」,卻並非是一個執著於為官的人,其「用行舍藏」 的教誨則為儒家士人提供了入仕從政與否的退路指導,出仕這條路行不通時應及 時退出,選擇歸隱以保存自身。

事實上,無論是孔子所提倡的「仁」道與「禮義」,還是孟子遊說於諸侯的 「仁政」與「王道」政治,儒家之士所致力的,無非是「道」與「勢」二者的重 新合一,以實現社會的最大至善目標,儒家所讚揚三代聖王之治,正是「道」與 「勢」有著同樣的追求與目標,直到春秋戰國時代,二者的目標出現了分歧而造 成了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儒家所想完成的,是在這樣的崩壞趨勢中力挽狂瀾, 實現「道」與「勢」的重新合一。作為「道」的承擔者,儒家將這一任務賦予儒 士來承擔,由此,儒士在肩負這一任務的過程中形成了樂政修德、用行舍藏的從 政精神,這一精神寓於實際的政治,則表現為可以仕則仕、不可仕則隱的入仕為官傳統。

士人在學習的態度上,儒家提倡樂學與力行。樂學,可以解讀為 樂於學習,也可理解為從學習中獲得快樂,實際上,這兩種說法也並不矛盾。學習究竟如何才能獲得樂 趣?這與學習的目的有關,我相信,單純的知識獲取過程以到達某種目的的學習, 其過程一定顯得枯燥乏味,唯有從知識中獲取智慧,其帶來的心靈愉悅才會「時 習之」也會感到快樂,也只有出於這種目的,士人才會樂於學。孔子是極其看重 這一點的,在學習的效果上,樂學所帶來的收益是遠遠多於枯燥地學習。

儒士為學所追求的「德」,已然無需再贅述。學習知識、涵養德性其根本用 途在於增進士人個體德性的修養與實行推己及人的教化。這兩點,可以說是儒士 為學傳統的根本目的所在。在儒家經典中,關於品德學習的要求屢見不鮮,孔子不僅要求弟子通過學 習培養自身的品德,其自身也為所謂的德行定過標準,而儒家的德性規劃,不僅 僅是用來修身養性的,更多的還是面向治國安民來制定品德的標準。

在兩種不同 的領域所要求的品德也是有所不同。首先,在修己方面,對士人最為常見的品德 要求,主要有「三達德」之稱的「知、仁、勇」和有「五常」之稱的「仁、義、 禮、智、信」,這也是所有社會成員所應追求的品德,其次,對於士人君子待人 接物方面,則有「溫、良、恭、儉、讓」五種品德的說法。再次,對於儒家士 人自身的言行舉止的修養來說,孔子提出了「九思」的說法即在言行舉止、體態 樣貌等方面,要能夠得體。關於士人君子修己方面的品德要求,在教化方面, 最為基本的,則是強調在個人品德修養的基礎上遵循推己及人的原則來進行道德 的教化。

學習的另一個用意,則在於教化。教化的目的不言而喻,即教授民眾以知識 與道德,以啟發民智、增進民德,防止罪惡混亂在社會上發生,以達到最大程度 的「至善」。 教化分為兩種途徑,一是以個人的道德人格、修為與實踐來影響周圍人, 二是通過社會實踐,達到最廣泛程度的教育功效。首先,個體實踐所致力的教化, 仍然從個人的社會交往開始。

修身有所得,士人君子即可以自身的德性品質與人 交往,通過推己及人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他人,孔子本身就是這麼做的,在教 育弟子的過程中,顏回就曾感嘆孔子善於潛移默化的教育弟子求知修德。其次, 在先秦時代,個體傳承教育實現教化,多為收徒講學的方式。

綜合來說,儒家為學的意義多集中於此,即追求德性,培養道德品格並且致 力於社會教化,充分體現了儒家士人傳統為學致道、力行教化的目標。

儒家士人傳統集中顯示在這兩個方面,以學致道、以政載道。秉持著仁與中 庸,行藏於窮達之際,立意於仕學之間,進則為政安民,致力於禮樂教化,美俗 理政;退則著書治學、躬行師教,好學以明道德之義,持於修身、內涵其光。因此,我們可以說,歷代儒士薪火相傳的儒家士人傳統,其內核是以個體生命為重 而具有極高道德光輝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