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宮重宴樂,萬國盡朝貢

漢初,「接秦之弊」,國貧民困,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漢文帝即位,「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歡洽」。至漢武帝時,採取推恩令與附益之法,使諸侯王威脅朝廷的問題得到解決,再加上漢武帝受春秋公羊學「大一統」思想的影響,開疆拓土,朝貢體系的核心遂由內部轉向外界。

朝貢體系始於西周,於秦漢形成,於魏晉發展,於唐宋完善,於明清臻備,最終解體。這一體系持續近兩千年,對於古代中國和周邊國家或政權在政治,經濟、文化,風俗各方面影響深遠。漢朝國祚四百餘年,朝貢體系在此時有了新的發展。漢朝周邊的國家、民族眾多,隨著各方實力消漲,隨著帝國對外以及民族政策正確與否,使得這一體系顯得並不穩固。

漢朝皇帝的華夷一體的「大一統」觀,隨著朝貢體系的改變逐漸變成「夷夏之防」觀。兩漢時期,藩屬國或外國使臣入朝覲見君主,貢獻方物,並通過這一方式進而形成了以漢朝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研究漢代朝貢體系的演變,可以了解漢朝與周邊國家或政權以及與境內各少數民族之間,在這一體系之中是什麼樣關係,以及雙方是如何互相影響,相互交流的。

一、匈奴從「不臣」到「稱臣」:西漢帝國獨尊下的朝貢體系

漢初,天下初定,國家疲敝,又內部問題繁多,諸王及邊將常反漢以降匈奴。此時的漢帝國還沒有實力與北邊的匈奴相抗衡。由於這樣窮困的經濟基礎,漢廷不得不暫時向匈奴妥協,加上匈奴是時已經奪得河南地,對漢帝國的都城長安威脅甚大,又經常入侵擄掠漢帝國邊郡民眾牲畜,漢帝國只能防守以驅逐其返回匈奴地界。

《史記·平準書》記載:「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

西域諸國也是漢帝國與匈奴爭取加入自身陣營,即朝貢體系,以對抗對方的重要支撐。在冒頓單于時,「皆以為匈奴」,即開始臣屬匈奴,貢獻賦稅、諸物,以供給匈奴。自冒頓單于控制西域諸國的這60餘年中,西域諸國臣服於匈奴。僮僕都尉為匈奴統領西域南北兩道三十六國。

從漢朝初建到漢武帝初即位,此時的東方世界,並存著兩個朝貢體系。雖然漢、匈在名義上是兄弟之國,但是由於漢朝廷短暫和親納貢於匈奴,究其實質,則是匈奴獨霸下的漢、匈二元並存的朝貢體系。這樣的並尊格局,對於「華夏」而言,是無法忍受的。打破這種格局,成為勢在必行的發展趨勢。

漢武帝即位之後,決意廢止華夷並尊的格局,於是改變了前時和親歲奉之策,與匈奴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徵戰。經過河南、河西、漠北之戰後,匈奴國勢日衰。露三年(前51年),南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漢朝正月。至此,匈奴成為漢帝國的藩屬,漢廷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漢帝國的朝貢體系終從與匈奴並存變為漢帝國獨尊。

漢帝國在西域擴張朝貢體系之時,必須要解決幾個問題。除了削弱以及剷除其勁敵匈奴帝國對西域諸國的影響,建立一個賦稅役使西域諸國的職官機構,取代匈奴所設置的僮僕都尉,和如何建立後勤基地來替漢廷管理西域。漢廷對西域的控制,經歷了一個從自身與匈奴爭奪、聯盟西域諸國與匈奴爭奪以及最後設置西域都護,能夠完全控制西域的過程。

漢帝國之所以能夠控制西域,一是因為帝國的實力強盛,軍旅興師30餘年,徵伐不斷;再則賴以匈奴內部的分裂,日逐王的降漢。匈奴失去其右臂,其在西域的勢力愈弱,賦稅西域諸國的僮僕都尉也因此被罷。漢帝國遂在西域設西域都護,「以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二、「古天子守在四夷」的「內諸夏而外夷狄」觀

漢武帝「情存遠略,志僻四方」,「事徵四夷,廣威德」。漢初的無為思想已不能適應漢帝國的發展。又匈奴累年侵邊,漢廷常受其害,雖然和親歲奉亦難阻止其侵邊擄掠。因此,「大一統」的思想被諸位思想家們提出來。漢廷通過在政治、軍事及經濟貿易上的制度建設來改變「蠻夷猾夏」的現狀,為構建以「華夏」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做好準備,使天子的威德遠播四海。

真正影響漢武帝去開疆拓土的,是興起於此時最能代表大一統思想的春秋公羊學。《春秋左傳》與《春秋公羊傳》是於戰國時期編纂的對於春秋時期各國在政治、外交以及軍事等方面重要事件的記錄。《左傳》詳於記事,而《公羊傳》詳於政治理論。對於春秋時期「王者」與「夷狄」之間的關係,兩者都有著同樣的觀點。

《公羊傳》記載:「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春秋公羊傳》中關於「天下」的解說,提出了大一統理論,激勵諸位皇帝闢地揚威。在華夏,也就是中國強盛之時,「大一統」與「王者無外」的思想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漢武帝秉承著「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的開拓精神,終致漢帝國所苦心構建的朝貢體系得以擴張,使四夷與外國鹹納其中。

董仲舒對於夷狄是主張羈縻,而非徵伐,夷狄貪漢財物,因此以金帛招致即可。但是以漢武帝時匈奴對漢帝國的舉動考察,班固認為夷狄非徵伐不可招來,其主張與韓安國同出一轍,皆認為「非威不能制」。但是韓安國處在武帝決意徵伐夷狄之時,其時漢廷國力強盛。到武帝後期,國貧民困,不得不與民休養生息,所以董仲舒羈縻之策得到了漢廷眾多大臣的繼承。

為了構建一個廣地萬裡的朝貢體系,漢帝國擴建騎兵,修馬政,想要建立一個可以主動出擊、橫絕漠北的機動軍隊;又修障塞、烽燧等邊防軍事工程以穩固邊境。這樣就可以遣兵徵伐,鎮撫諸國來構建朝貢體系。

漢帝國所構建的朝貢體系是分為兩個層面的:第一層為內層,即漢帝國的藩屬國,漢廷為其宗主國,有管轄之權,是實質的宗藩關係,漢帝國在政治、文化與經濟上都是有影響力的;第二層為外層,即與漢帝國實力與地位相等的域外大國,漢廷只是招來為外臣,欲使漢帝國之天子「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是名為宗藩,實為對等的「國際」關係。

漢武帝即位時,承接了一個五世承平的富庶局面,雖然此時國力強盛,但開始「事徵四夷」後,原有的經濟收入已不能滿足朝廷的各項開支,尤其是軍費開支佔最大項。於是鹽鐵專營、榷酒酤、算緡告緡這些新經濟政策開始推行,邊境貿易與朝貢貿易亦發展利用以解決財政困難,為漢帝國構建朝貢體系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日本學者松田壽男認為:「中國史書中所載的外國『朝貢』以及朝廷相應的『回賜』,顯然是一種官方貿易。」但朝貢體系,更多是漢朝在軍事及政治上對於外國的震懾和控制作用。朝貢體系既包含政治上的依附、軍事上的震懾、文化上的仰慕,也確有商業貿易的往來。但是朝貢體系的本質構建取決於漢帝國的政治及軍事實力,朝貢貿易只是起到了一個輔助作用。

三、朝貢體系的崩解:王莽改漢舊法,諸國絕貢

王莽篡漢,繼承了漢帝國的朝貢體系。在漢朝未亡之時,漢廷還可以用宣帝、元帝對匈奴的恩德鎮撫匈奴,使其守藩臣之責。王莽建新之後,一改漢時對待匈奴之策,失匈奴之心,綏撫不當,匈奴遂有叛漢之心。天鳳二年,王莽不聽嚴尤之策,乃欲出兵攻擊單于。由於大兵難以集合,遂未能出兵。單于得聞,於是入侵北邊,漢朝北部關係破裂。

匈奴率騎兵大舉攻擊新朝北邊,西域諸國同樣選擇了背叛新朝。焉耆由於跟匈奴地域相近,率先背叛了漢朝,誅殺了西域都護。新帝王莽想要徵討,但是由於漢朝大軍未能集結而作罷。漢帝國在西域構建的朝貢體系面臨崩潰之危,「西域亦瓦解」。

王莽稱帝之後,制定的民族政策從歷史的角度看是失誤的,以致匈奴背叛新朝。一是換璽為章;二是改匈奴之名為恭奴,稱單于為善於。王莽脅迫須卜當至長安,立為須卜單于,又欲發兵輔立須卜當為單于。匈奴得知之後,「愈怒,併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此時的匈奴終是脫離了漢帝國所構建之朝貢體系,不再朝貢新朝,變為敵國。

除了對匈奴採取了錯誤的政策,西域諸國這邊,王莽則「盡改其王為侯」,又對句町國及高句驪皆貶王為侯。句町王遂怨恨新朝。牂牁大尹詐殺句町王邯,其弟承叛新。王莽兩次遣兵攻擊而不能得勝,所實行錯誤的政策,對新政權的穩定毫無益處,反而一再使前時屬漢的諸國背叛,致使西漢的朝貢體系崩解。

王莽為了朝貢體系不至崩潰,遂在軍事方面設立豬突豨勇軍和理軍以攻擊匈奴,又令百官養馬,並且「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眾,賫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但是王莽屯兵在外,又未能以雷霆之擊來經營匈奴,久屯於外,鎮而不撫,最終未對維護朝貢體系的穩定起到作用,徒費國庫之資。

漢廷在宣帝至平帝五十餘年間,由於邊境和平,幾無戰事,國家經濟得以發展。新朝承漢帝國之富饒,府庫充盈。但是隨著王莽在經濟上各項政策的實行,國家財政陷入混亂,後又加徵稅賦以維護朝貢體系的穩定。地皇三年,隨著王莽廢除各項經濟政策,改革失敗,朝貢體系隨著政治、軍事及經濟因素的合力作用而終至崩潰。

結語

朝貢體系是對周代五服制在內容及形式上的擴展與延伸,是對先秦時期理想天下觀的實踐,是處理與周邊國家關係的一種方式。古代中國在自身國力強盛之時,以「王者無外」作為構建朝貢體系、進行擴張的理論依據。但是當國力衰頹之時,又以「內諸夏而外夷狄」作為實行羈縻之策的藉口。

西漢帝國既以兵威震懾諸藩屬國,又以金帛財物招誘域外諸國來漢朝貢。西漢帝國對待諸國是以「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為準則,諸朝貢國既可得政治上之支持,又可得經濟上之利益,於漢而言,又可「廣地萬裡,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這是對於諸國與漢朝雙贏的事情.

由西漢所成立的朝貢體系,既承周之五服而得以擴展與延伸,創造了屬於西漢獨有的朝貢體系,再建之東漢及以後之魏晉、隋唐、明清,皆受到西漢帝國構建的朝貢體系的影響,對朝貢體系不斷進行了補充與完善。西漢帝國所構建的朝貢體系,在歷朝經過兩千多年,皆有所損益。

朝貢體系的演變皆以古代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的發展為基礎,招來諸國以為臣屬,使之朝貢不絕。西漢帝國構建的朝貢體系對於後世王朝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於激勵歷代帝王皆以「大一統」思想為指導,以「王者無外」的精神去開疆拓土,力爭構建一個地廣萬裡、四夷賓服的朝貢體系。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

[2]班固.《漢書》.

[3]範曄.《後漢書》.

[4]何休注.《春秋公羊傳註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