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星可比熾日華,字若珠璣句無暇」:探漢簡令文之教化思想

在古代,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性質的國家,統治者擁有最高的政治權力。「昨日鳳凰下,詔書五色行」,統治者往往通過詔書發布政令進行國家建設。而這種詔書往往包含了統治者濃厚的個人色彩和社會的盛行思想,是客觀物質對意識的反映。同時,它對人民的行為也有一定的約束力。

在漢代,令作為國家的下行公文之一具有獨特的法律效力,將原本詔書的規範與約束作用發揮到最大化,反映了漢代社會生活的各方各面。這種具有法律性質的令文,體現了統治者的教化思想影響了漢代的社會發展形態。

一、追本溯源,漢令的生成

《詩經·齊風·東方未明》:「倒之顛之,自公令之」,令這種文書文體出現較早,最初表達的是統治者對某一個特定事項所做出的政令,但在朝代更迭中,令的用途逐漸發生變化,演變成了一種固定的法律形式,但這種變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令在先秦時期尚未作為一種正式的法律形式,商周時期的社會形態由之前的種族群居演變而來,各個都邑並存,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政治體系並不牢固,統治者也並不具有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故商周王朝沒有能約束全國各地的法律文書。

此時周王下達的命令並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在祭祀、戰爭等正式場合發布的命令仍然為臣民提供了行為準則,具有一定的約束力,雖然這種約束力的效果遠遠比不上法律的作用,但這一時期的命令可以看作是令的雛形。

令在春秋時期才真正作為一種法律形式出現,西周末期社會動蕩、王室衰微,分封制遭到破壞,君主很難再依靠原有的政治體制維護其權力的正當性。《史記·商君列傳》:「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舊的社會秩序在變動中逐漸瓦解形成了新的社會格局,這也對政治體制提出了要求,原有統治者如果不做出改變,其政治權威性就很可能喪失。因此到了戰國時期,君主的命令作為直接的最高指令反覆下達,具有一定的強制性,由此令的最初形態逐漸形成。

戰國時整個社會處於一個大轉型、大變革的動蕩時期,戰爭頻仍、人口流動性較大,同時因為軍事需要詔書、盟書、告書等令書的書寫風格都更加規範與制度化,令作為上傳下達的指令經常被頻繁傳達,戰國之令具有鮮明的社會轉型特徵變得更加規範化和制度化。

秦漢時期令書的發展特徵較為相同,漢代的法律體系總體上也體現出漢承秦制的特點,故漢令的來源和編寫體現出一種獨有的延續性。漢令生成的主要原因與秦朝相同都是為了彌補律文的不足以及對律文做出解釋。漢代時,國家的法律條文仍然不夠完善不能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這時就需要令文對其進行補充和完善,而律文有時過於繁瑣正式不能過廣泛推行,令文則可以很好的對它進行解釋,將其推廣至民間。

漢令的來源有三種,其一來自於皇帝下達的命令。在漢代詔和令的涵義並不相同,漢詔書簡分為兩類:一類是各代皇帝所下的詔書,一類是作為「令」的詔書。「令」作為法律形式之一區別於一般的詔書,具有正式的法律意義,二者在形式上也有長短的區別,因此在漢代詔和令並不能混為一談。皇帝是國家最高權力者,根據皇帝意志所發行的詔書仍是漢令的重要來源,故一般情況下皇帝詔書會通過修改成令轉化為相應的法律形式。

漢令的來源之二是大臣的積極獻策,大臣在擔任官職期間提出的意見經過皇帝認可後,可經過正當程式上升為具有法律效力的「令」。皇帝的旨意也可轉化為漢令,比如漢文帝在廢除肉刑詔時「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具為令」,並未下達直接的指令,而是讓大臣根據他的意思進行擬定,得到皇帝認可後正式上升為法令。

令文經過一定時期的產生與發展到秦漢時期才真正具有法律效力,根據其靈活性與正式性的特徵,令文的來源也較為多樣。令文作為一種法律形式其頒布與實施可反映出漢代社會的發展現狀和其中推行的教化思想。

二、由表及裡,漢簡令文中的教化思想

《漢書》:「孝悌,天下之大順也」。

漢武帝時期,為了統治需要採納董仲舒的新儒學體系進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此後儒學就成了漢代的主流思想,而儒家所倡導的「孝悌之觀」也被統治者所採納,漢代統治者為了提高百姓對「孝」的重視程度,將尊老、養老寫入令文中,給予一種法律的強制作用。

漢簡令文中對於年長者所享有的權利做了詳細規定,《蘭臺令》中記載:「高年受王杖,上有鳩,使百姓望見之,比於節」,「節」是指秦漢時皇帝權威的象徵,令文中規定年長者的王杖「比於節」比皇帝的權力還要高,體現出年長者在社會上的特殊地位。除了王杖之外,年長者還可以走在天子官府馳行的道路上,擁有和六百石官員同樣的出入禮節。如若年長者做買賣,還能免去賦稅。

漢簡令文中也對尊重和不尊重老人的人有著獎罰規定,主動贍養老人對老人孝順的可以免除其徭役。在一些文獻中記載毆打老人要受到嚴重處罰,即使是官員也不例外。超過七十歲的老人即使犯了罪,在罪行沒有明確判定前,官員亦不能侮辱老人。在《蘭臺令》中就曾記載,汝男郡男子王安世因毆打辱罵老人而被當街處死,可見在漢代尊老、養老觀念的盛行。

除了大力提倡尊老養老之風,漢代統治者還倡導節儉的品德,漢簡令文中就有相關的規定。「吏三百石、庶民嫁毋過千萬。關內侯以下至宗室及列侯子聘娶各如令」,令文對於嫁娶有相關的約束,上至貴族列侯下至平民百姓都要遵守規定,嫁娶禮儀不能鋪張浪費,過於奢靡。「三百石」官吏和庶民嫁娶不能超過一萬五千這一明確固定體現出漢代社會的節儉之風。

漢朝從建立之後就深受匈奴侵擾,統治者非常注重邊疆的防禦建設工作,故愛國、戰爭成為漢朝的時代主題。為了鞏固統治、保衛國家安全,漢朝統治者也積極地推行建功立業、保衛國家地教化思想,並將這種愛國思想融入法律文書中,通過令文的法律規定對軍事人才進行獎勵,從而提高國家的軍事實力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

為了提高官兵的作戰能力來抵抗匈奴的侵犯,令文中也有對邊疆軍官的考核做出相應的規定與獎懲制度。「功令第四十五:「弩發十二矢,中矢六為程,過六矢賜勞十五日」「中矢六為程, 過六及不滿六賜、奪勞, 矢各十五日」,十二發箭,擊中六發靶心為合格,超過六發可以獎勵十五日的勞動績效,沒有射中六發靶心的將會被扣除十五日的勞動績效。

令文中獎懲制度的建立有利於建立軍中威信,也是選拔軍事人才的重要途徑之一,同時除了選拔人才外令文還建立了考核邊塞軍官的制度。無論是士兵還是將領都要參加一年一度的秋射考核,並且還要把考核成績明確記錄,以保證漢朝軍隊人員的作戰能力。

與商鞅變法中的內容類似,漢簡令文中頒布了獎勵軍功的法令,《擊匈奴降者賞令》中有記載,斬獲匈奴的士兵能得到金錢的賞賜和增加俸祿,這有益於激發士兵的作戰積極性,而史書中也有對受降的匈奴的賞賜,匈奴降者能夠封官進侯並得到金錢的獎勵,這大大動搖了敵方陣營的作戰心態。

我國自古以來就以農業立國,歷代統治者都推行重農抑商政策,漢代也不例外。漢代統治者把以農為本的思想觀念融入到令文中,通過法律規定促進國家農業的發展。

社稷分別指土地神和穀神,社稷的存亡關係著國家的發展,故祭祀社稷歷來就受到統治者的重視。漢簡令文中也有對祭祀社稷的規定,此活動一年兩次通常在在秋天與春天由官府組織進行。必須要選擇吉日作為祭祀時日,在祭祀之前也要做齋戒以表示尊重。

令文中規定各個郡縣都要重視祭祀,但不能鋪張浪費要勤儉節約,統治者將以農為本、勤儉節約的教化思想都滲透在令文中。因為重視農耕所以用於農耕的牛不能隨意屠殺,又由於戰爭中經常需要戰馬故令文也規定禁止屠殺馬這種動物。

漢簡令文中可以看出尊老養老、崇尚節儉、保家衛國和以農為本的教化思想,統治者將這些有益於國家發展的思想融入法律令文中,不僅有利於鞏固統治,對社會發展與文化傳統的形成也有重要影響。

三、舉足輕重,令文中教化思想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漢代令文具有法律約束性質,與其他文書相比這種令文更具權威性,對社會的影響也就更加深刻。教化思想是統治者的統治手段之一,也是一個朝代所盛行的主流思想,甚至會演變成一種思想文化傳統。

漢朝大力推行尊老養老、倡導節儉反對鋪張浪費的道德思想,並將這種道德約束上升到法律條文中,通過法律嚴厲懲處違背這種道德觀念之人,給予社會以威懾力,使社會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從而鞏固統治。

同時這種良好的社會風尚也逐漸形成一種文化傳統,發展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成為每個人寶貴的精神財富。以農為本的教化思想有利於農業的發展,為國家經濟發展與軍事作戰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百官公卿表》中記載, 元狩五年:「衛尉充國坐齋不謹棄市」。

舉行祭祀社稷這一莊嚴的儀式,讓人民從內心衍生出對農業的重視,使這種教化思想深入人心,統治者還通過農書對不遵守規定的人進行懲罰,有效保障了祭祀活動的效力,從而為漢代農業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漢朝經常受到北邊匈奴的侵犯,統治者在漢代令文中強化士兵的愛國觀念,並建立相關的獎懲和考核制度,進行適當的獎勵和軍功,這無疑提高了軍隊的作戰實力,為軍事作戰奠定的濃厚的思想基礎。

獎勵軍功、保衛國家的教化思想大大提高了士兵的作戰積極性,鼓舞了軍隊士氣增強了軍團凝聚力,這種融入法律規定的教化思想,影響力更是加倍提升,甚至成為刻在每個漢朝人心理的行為準則。對與國家和儒家文化的發展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這也是後來漢武帝擊敗匈奴的重要原因之一。

結語

令文的形式產生較為久遠,使其具有法律效力的發展過程也較為漫長。在漢代令文的特徵大多繼承秦制,但也有自己的獨特之處。漢簡令文有著尊老養老、崇尚節儉、保家衛國和以農為本的教化思想,這些思想反映了漢代的發展特徵,也對漢朝文化的形成和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這些教化思想有著穿透歷史的作用,在發展中也逐漸形成中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漢代通過令文將教化思想上升為法律法規,使其具有權威性,也大大提升了其推行效力。這種治理方式值得借鑑,當代權力者也應該重視法律的作用,將治國理念與思想與法律相融合,從而達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參考文獻

《居延漢簡論》

《簡牘綜論》

《論漢代的重農抑商》